本书作者：常征

本文作者：文一 （序）

编者按：

编者是科技史的业余爱好者，在写作“康波与创新”专题时集中阅读过一些作品，抽时间

再单独给读者朋友写书单（部分可参考2020年度书单：

一瓣 · 2020年度书单 | 12个主题，112本著作：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等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新书《火药改变世界》，这篇文章是文一老师

的推荐序。对于文一老师在本文中的观点，马祖卡托的《创新型政府》可作延伸阅读。（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本书是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的又一本专著。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个宏大历史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框架的人不多。就我所知的研究前沿中，仅有两条相辅相成的具有东方视角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由常征在《机器文明》和《火药》中提出的古希腊数学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火药的冲击下发生格式塔转变，即“古希腊数学思维+中国的火药火器”导致静力学思维向伽利略-牛顿的动力学思维转变的这条思路。另一条是由我自己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即将出版）以及《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和“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动力学思路，即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是由于火药传入欧洲而引起的热兵器战争和欧洲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产物，就像航天科学的突破是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一样。换句话说，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与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内部的跨国军备竞赛，向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提出了“如何精确测量和描述处于变速运动下的炮弹飞行轨迹”和“如何解释火药燃烧时的爆炸现象”这一类的划时代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智力上的挑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宫廷、女王、教皇、红衣主教、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炼金术士、商人和工匠在内的精英群体）对数学、物理、化学、枪炮工业以及科学家组织（比如皇家科学院）这类公共知识和平台的巨大投入，结果为科学革命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突破与科学革命的爆发。

这两条思路相辅相成，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中华文明，尤其是火药，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的角色。而这一关键作用却没有在西方解释科学革命的流行理论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李约瑟本人），甚至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国内外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李约瑟之谜”的流行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出现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在拙著《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批判，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教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1]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教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